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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的世界 发表于  2018-09-03 08:50:11 22622字 ( 20/4525)

光靠良知怎能约束商家?出租屋甲醛超标引健康损害纠纷租客多败诉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冇搞头 发表于  2018-09-04 09:56:52 61字 ( 0/12)

建立诚信和谐社会,离不开个人素质的提升进来看看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博客自传 发表于  2018-09-04 06:03:16 91字 ( 0/7)

《博客自传》 只负责真实 不负责娱乐。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也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上官虎头纹 发表于  2018-09-03 23:14:59 37字 ( 0/5)

为什么败诉,租者都有医院证明,罹患疾病证明,铁证如山,这样了还是败诉---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伯寅2006 发表于  2018-09-03 20:05:59 20字 ( 0/14)

靠良知是对有良知的说的,有劣性的靠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lzs228 发表于  2018-09-03 19:59:56 174字 ( 0/19)

国家应该立即制定政策,禁止社会资本进入房屋租赁市场,这是民生领域,岂能让社会资本垄断炒作,否则又会后患无穷的。建议国家统一要求各个城市成立官方房地产交易中心,实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fugui竹 发表于  2018-09-03 18:58:59 192字 ( 0/27)

前段时间看到了《拼多多里藏着真实的中国》这么一篇文章。(标题记得不是很清楚)文章里说到拼多多里卖的好多好多假货或者说是劣质产品吧,然而其生意却是很火爆的。为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李成文LCW 发表于  2018-09-03 18:57:11 9字 ( 0/10)

应该讲究职业道德。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公几 发表于  2018-09-03 15:49:36 18字 ( 0/44)

资本主义的血管里到处流淌着肮脏的血。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青草碧绿 发表于  2018-09-03 14:09:41 129字 ( 0/50)

环境保护中容易忽视嘚一项..该文提出来了。还有呐?屋里室内类似“甲醛”污染、楼内道间类似低频“噪音”污染、小区及路边非自然轰鸣噪声污染、高楼林立不仅遮挡多层住户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乌江1号 发表于  2018-09-03 13:11:57 84字 ( 0/29)

过去,人们信奉天地神灵,在每个心里有一种天然的管束,于是才有了所谓的良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无神论者,心里头没有了神灵的天然管束,自然的用良知来管束也失去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王从金 发表于  2018-09-03 12:42:02 19字 ( 0/32)

靠良知约束商家太乏力,依法追责才给力!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王从金 发表于  2018-09-03 12:43:11 21字 ( 0/20)

靠良知约束商家太乏力,唯有依法追究才给力!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子黑阳太 发表于  2018-09-03 12:12:01 14字 ( 0/15)

能置顶该帖,强国论坛有水准。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海王八1 发表于  2018-09-03 10:45:27 33字 ( 0/29)

除了要靠商家的主良知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强硬可靠的法律来约束商家!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雉水老兵 发表于  2018-09-03 09:54:55 35字 ( 0/64)

建立诚信和谐社会,离不开个人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每个人对社会的良心责任。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xinggod 发表于  2018-09-03 09:53:03 32字 ( 0/29)

装潢房子上极端苛责还坚持租下,这就不是来租房的而是来敲诈的~~~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强国社员925 发表于  2018-09-03 09:49:17 0字 ( 0/29)

确保上市装饰装修材料安全无毒,是生产者的责任是监管部门的职责。

确保上市装饰装修材料安全无毒,是生产者的责任是监管部门的职责。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辉县市FDA小郭 发表于  2018-09-03 09:23:34 126字 ( 0/31)

甲醛超标是否会引起白血病有待专业临床认证,但是不可否认链家作为一个面对超多消费人群的一个媒介竟然如此不负责任,甲醛超标一定会引起身体不适这是事实,商家或租家一定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强国社员925 发表于  2018-09-03 09:18:23 0字 ( 0/18)

提供符合环保标准的租房是房屋租赁者的责任。

提供符合环保标准的租房是房屋租赁者的责任。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纪念20121115 发表于  2018-09-03 08:55:07 0字 ( 0/23)

甲醛,是不是,引发白血病的原因之一。如果是,难辞其咎。

甲醛,是不是,引发白血病的原因之一。如果是,难辞其咎。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其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

甲醛超标是否直接导致王某不幸仍有待司法裁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近年来,随着长租公寓行业的兴起,自如等品牌被频频曝出各种装修安全问题,且不少涉及到甲醛超标。2017年12月13日,新华社曾刊发调查报道曝光链家旗下自如租房平台在收房后快速装修出租,部分租客入住后疑因甲醛超标致身体不适。

2018年9月1日,澎湃新闻以“甲醛+健康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63份裁判文书,其中10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原告全部败诉,法院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难题。

焦点1: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难适用

在涉及居住、办公场所有害物质超标的诉讼中,负责装修、出租的一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在2016年二审宣判的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任某某在2015年怀孕期间入住由链家装修并出租的房屋,两个月后检查出贫血、三个月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此后,任某某一方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所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测,发现其甲醛含量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此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方认为一审法院将此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提起上诉。不过,对于任亚男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并未支持。

无独有偶,在2017年二审宣判的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该学院于2012年4月将该校某楼206室由教室改为办公室,2012年5月上旬,荣某母亲祝某某在怀孕期间被安排搬至此办公。同年7月上旬,荣某在出生后发现脑瘫、脑发育迟缓、癫痫等症状,后经检测,祝某某所在的办公室甲醛严重超标。

一审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本案所涉环境系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故最终认定为健康权纠纷。

那么,健康权纠纷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存在怎样的区别?相关案件中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指出, 环境污染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可能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而被告则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认为,侵权责任法对环境及环境污染缺乏定义条款,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对此,周浩指出,《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内环境污染。

据此,周浩认为,室内居住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制的“环境”,因有害物质超标起诉装修、租赁方的案件,也应按照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

焦点2:不同场景下的多次检测结果难一致

当租客发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并委托相关机构检测房间内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后,测出的数值已非刚刚入住时的有害物质含量。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数值往往存在较大出入。

在上述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荣某一方曾于2014年8月,即涉事办公室装修两年后委托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甲醛浓度检测数据为0.2mg/m³(标准限值≤0.10mg/m³)。

2014年9月和11月,该学院委托两家机构对包括涉事办公室在内的多间办公室进行环境检测,首次检测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为0.142mg/m³,第二次测出甲醛浓度则为0.015mg/m³。

针对上述三份检测报告,双方存在较大争议。荣某认为,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的第二份报告足以认定涉事办公室甲醛浓度超标。学院则认为,三次检测相距时间仅三个月,甲醛检测结果相差甚远,且空气质量检测受大气水平、通风状况、检测人员素质、检测设备等影响,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偶然性。

在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原告方也曾委托北京中测华科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苯、甲苯等浓度项目,检测结论显示,所测房间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的浓度超过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值。

一审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次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无法确证原告身体因空气污染遭到了损害。二审判决书指出,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在室内封闭12小时情况下作出的,检测结果却显示出甲醛和TVOC浓度超标的程度很轻。法院认为,结合原告入住时间和开窗通风更为频繁的实际情况,受到屋内甲醛和TVOC浓度轻微超标的影响机会并不大。

当控辩双方分别向法院提供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时,有害物质含量如何能够准确测定,法院如何能够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成为质证环节的“疑难杂症”。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原告李某某曾于2013年6月请两家机构分别对涉案房屋的室内环境进行检测,甲醛检测值分别为0.126mg/m³、0.140mg/m³(标准限值≤0.08mg/m³)。被告方却并不认可这两次检测结果,称自己对两次检测均不知情,未能在场确认。

在此情况下,法院委托上海市环境检测中心再次进行检测,对此,原告认为法院的检测与原告确诊白血病的时间间隔过长,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患病时的居住环境,而其自行委托的两次检测结果具备优先效力。

最终,判决书认定,原告一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均确认在检测前系由委托人自行关闭门窗并告知关闭时间,也未能明确当时检测点现场的家具、用品陈列情况。因此,原告方提供的检测结论仅能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室内环境情况,难以据此判定被告方的过错。

焦点3:甲醛超标与罹患疾病的因果关系难认定

此类纠纷的第三个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有害物质超标与原告一方身体健康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前述检索到的判例中,法院均无法准确认定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直接导致了原告一方罹患疾病、健康受到损害,申请的司法鉴定亦多被机构退回。

在荣某诉上海某学院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原告荣某所受脑发育迟缓或生长发育迟缓、癫痫等损害结果是否为涉事办公室甲醛污染所致申请司法鉴定。但屡次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因是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目前尚无依据判断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任某某诉北京链家一案中,关于室内甲醛、挥总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超标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也曾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两家机构中心均以“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作出解释称,由于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特殊性,当鉴定机构无法从专业角度得出两者医学及病理学方面的因果结论时,法院审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审查一定条件下引起与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这意味着,原告应举证证明房屋内甲醛、TVOC浓度超标的情形与其患白血病具有关联;对于链家公司而言,应证明本案情形下的浓度超标问题导致任某某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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