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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季 发表于  2017-08-13 10:40:47 6390字 ( 27/16425)

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 超长“潜伏期”如何炼成?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藕塘里的风景 发表于  2017-08-14 11:00:02 12字 ( 0/14)

要深化用人管人制度创新。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哦嘛米嘛米吽 发表于  2017-08-14 09:50:55 124字 ( 0/5)

一个小包工头是怎么混上地方大员的?查他升迁路径的推手。培养官员不能从下三滥或乌合之众中间挑选,一定要是正牌大学正牌学历正牌学位,思想品德又红又专。那种会使庸俗手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乐达先生 发表于  2017-08-14 09:18:22 15字 ( 0/7)

边腐边升,大同小异,不一而论。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道不平有人铲 发表于  2017-08-14 09:01:16 26字 ( 0/14)

“种种”原因,不便具体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你敢说吗。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公平自在人间 发表于  2017-08-14 08:30:59 28字 ( 0/25)

为什么考公务员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升官以后的便利。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牛挠挠 发表于  2017-08-14 08:16:27 67字 ( 0/8)

反腐倡廉的工作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咸宁老枪 发表于  2017-08-14 03:47:06 296字 ( 0/12)

朋友转帖的好文章!老哥学习了,也是谢谢了。---(1)问题很清楚:“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是一批贪官能够炼成超长“潜伏期”的主要成因,是诊断出或表露出“腐”和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8龙居士8 发表于  2017-08-14 00:42:10 0字 ( 0/11)

为他们能重新做人祈祷。

为他们能重新做人祈祷。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南南老人 发表于  2017-08-13 23:52:58 40字 ( 0/9)

边腐边升的官太多,查到那个那个倒楣,大大小小的贪官边腐边升多的去了,有钱就有官,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瑞安民工子女学校 发表于  2017-08-13 23:38:49 8字 ( 0/3)

他只是一个代表!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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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木石

ssnj 发表于  2017-08-13 22:44:28 30字 ( 0/14)

一个巴掌拍不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个人一起抓,行贿入刑。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上官虎头纹 发表于  2017-08-13 22:40:10 42字 ( 0/42)

从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潜伏期中,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部门应该反省到什么---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以脑补脑 发表于  2017-08-13 21:37:31 0字 ( 0/16)

奉师循规,不失智往上,多低调,献殷情.不狂妄;不物实,不近群,不树敌,下放责任,不近矛盾,小乱不管,大乱有人担,不激群访.过即进,安即功.入堂神守护,仙牌通照路

奉师循规,不失智往上,多低调,献殷情.不狂妄;不物实,不近群,不树敌,下放责任,不近矛盾,小乱不管,大乱有人担,不激群访.过即进,安即功.入堂神守护,仙牌通照路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风飙猪 发表于  2017-08-13 21:40:41 56字 ( 0/34)

奉师循规,不失智往上,多低调,献殷情.不狂妄;不物实,不近群,不树敌,下放责任,不近矛盾,小乱不管,大乱有人担,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风飙猪 发表于  2017-08-13 21:42:14 31字 ( 0/28)

过即进,安即功.入堂神守护,仙牌通照路,不拐不瘸谁诊其何失重?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民主了才能富强 发表于  2017-08-13 19:29:35 17字 ( 0/11)

这种情况大有人在,反腐任重而道远!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就把他乡做故乡 发表于  2017-08-13 19:06:34 9字 ( 0/10)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粘军 发表于  2017-08-13 16:59:15 78字 ( 0/35)

实名举报近三十年了就是不依法结案:谁管?司法的金钱案件明目张胆,贪财害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他人合法财产还诬陷坐冤牢!到底谁管???中央督办案件都敢抗旨吗?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粘军 发表于  2017-08-13 17:01:57 52字 ( 0/15)

明目张胆的抢钱诬陷人家的孩子坐冤牢:这是历史罕见的腐败!希望中央督办案件依法按时结案,维护国德势在必行。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粘军 发表于  2017-08-13 17:04:19 28字 ( 0/13)

凝聚民心:必须拉起军队整党风!看看他们是如何给党丢脸的。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孙五展翅 发表于  2017-08-13 16:33:26 38字 ( 0/13)

官员任命前的群众调查不能流于形式,建立官员不能腐的制度,适当加强群众监督……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民主法治社会公正和谐 发表于  2017-08-13 15:45:35 29字 ( 0/97)

体制决定的,不改变也将不会杜绝,只是一帮对一帮,前仆后继。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常云魁 发表于  2017-08-13 14:41:56 52字 ( 0/34)

官场上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啊?他们那些人之所以以权谋私、道德缺失,不被揭露,这都同政府失去监管有很大关系。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傻傻的活着2017 发表于  2017-08-13 13:02:55 26字 ( 0/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audiooo 发表于  2017-08-13 12:19:08 26字 ( 0/18)

必须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让腐败者无机可乘。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开科取士1 发表于  2017-08-13 11:24:29 57字 ( 0/22)

贪官买官卖官的“标准说法”是给别人“在职务晋升事项上提供帮助” - 现行官员选拔、提拔制度与开科取士不可同日而语!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木石

大国风云 发表于  2017-08-13 11:14:46 128字 ( 0/26)

这就是说一把手谁来监督,实际上各地领导包括企业的一把手都是这样,他们大权在手,谁能敌我,我说了算,能不腐败吗,中央这次反腐采用调虎离山,易地安排,打开了反腐的口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

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

    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

    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

    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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