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社区>> 强国论坛
强国论坛 发表于  2014-08-12 16:31:53 11422字 ( 56/144207)

【互动话题】“公函求情”隐藏着怎样的“内情”?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4621 发表于  2014-11-15 05:01:50 58字 ( 0/14)

凡公函求情者,非亲属即为圈内人,并非一般!还有可能与求情者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对求情者要进行追查,以破解隐藏的内情!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12.53.236 发表于  2014-10-31 13:13:50 8字 ( 0/17)

这一把手就是法盲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惶惑阿甘 发表于  2014-10-13 15:20:50 15字 ( 0/20)

不能让一切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忧闲 发表于  2014-09-10 15:34:14 49字 ( 0/70)

其内情不言而喻!?这年头没有好处谁替你担风险?这也是滋生贿赂腐败的必经之路?面子就是权力的象征!?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20.8.16 发表于  2014-08-30 22:10:54 22字 ( 0/90)

对这样没有一点儿政治水平的领导,还留他作甚?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39.70.51 发表于  2014-08-27 16:54:01 65字 ( 0/120)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何况是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公函求情”只会加重社会的不公平,法律尊严被践踏,一个法治国家的颜面何在?!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星火国堂 发表于  2014-08-26 16:55:23 5字 ( 0/75)

定有隐情!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amen302 发表于  2014-08-19 09:26:32 23字 ( 0/19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给任何人徇私舞弊的机会~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医学书画 发表于  2014-08-18 17:03:23 101字 ( 0/165)

公函求情也就是意味着人情大是国法,这是中国法律之不足之处。需要纪检法同志们理应带好头,起好步,绝对不能给有些人包庇私情,开绿灯放行啊,因为你们是国家和人民坚实的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燃烧的冰125009 发表于  2014-08-18 16:38:27 270字 ( 0/706)

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如同儿戏就这个道理?!现在老百姓犯了法可了不得!死了!这辈子完了!当官的不用怕!有靠山有背景的不用怕!“我爸是李刚”?这不是笑话?为什么当官的?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翔瑜 发表于  2014-08-18 15:06:24 50字 ( 0/165)

用权力干预司法一度成了官场的潜规则,有必要以此案例进行一下普法教育,破一破百姓早以十分痛狠的潜规则。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2.132.134 发表于  2014-08-16 11:44:14 85字 ( 0/199)

中国荒诞离普的事还少吗?为了掩盖其贪污腐败的罪恶行径,利用手中的权利打击报复陷害上访人,公然干预司法行政,制造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以此封住上访人的嘴。中纪委来山东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2.132.134 发表于  2014-08-16 11:38:59 85字 ( 0/310)

中国荒诞离普的事还少吗?为了掩盖其贪污腐败的罪恶行径,利用手中的权利打击报复陷害上访人,公然干预司法行政,制造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以此封住上访人的嘴。中纪委来山东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2.220.237 发表于  2014-08-15 13:48:37 50字 ( 0/146)

公函求情已是理让三分了。更有甚者的用公权动用政法手段跨省抓捕的。在当下的中国,什麽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82.244.227 发表于  2014-08-15 11:11:37 8字 ( 0/176)

无权无钱怎么办?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82.121.87 发表于  2014-08-15 10:21:16 19字 ( 0/163)

明鲜顽抗中央反四风规定,应抓典型严处!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我是爷爷 发表于  2014-08-15 08:53:56 33字 ( 0/194)

这事若搁在多年前,一点也不荒唐。认为荒唐的人,绝不了解官场潜规则。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2.214.175 发表于  2014-08-15 08:51:42 7字 ( 0/136)

这种人太可怕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82.34.141 发表于  2014-08-14 23:17:30 18字 ( 0/146)

哈哈!公函求情不如资本家的金钱求情。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21.61.115 发表于  2014-08-14 16:59:51 83字 ( 0/172)

做这种事的人,可以说连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让这些人来行政,简直太可怕啦。可见,习总书记把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定为“依法治国”真是有远见,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帝王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21.61.115 发表于  2014-08-14 16:58:06 54字 ( 0/166)

“人治观念”在这些人的理念中可谓根深蒂固,可以想象他们在平时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多么的可怕。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25.39.19 发表于  2014-08-14 15:31:15 40字 ( 0/198)

对制造这样的丑闻的人必须点出名字,不要“某某”,他遮丑,就该把他的遮羞布撕下来!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人生啊国家不能选择 发表于  2014-08-14 13:59:46 46字 ( 0/224)

:”法制社会“,出来个某些干部打着政府的混帐公函求情,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法制里面的水分又多大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延安然 发表于  2014-08-14 13:50:18 357字 ( 0/286)

“公函求情”玷污公权干涉司法 公函是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间商洽和联系工作时使用的一种文体,代表的是公共权利。四川眉山市某机关领导亲自向大理市法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小小小一公民 发表于  2014-08-14 11:59:41 28字 ( 0/209)

社会治理…德治、法治、人治。…制度、规定、言传,函请……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文学家198 发表于  2014-08-14 09:42:50 106字 ( 0/267)

关注公文腐败是反腐倡廉的新特点。加强公函管理。建立公章分管制度。不能一人独管公章。分开管理多人管理公章的制度。控制公章私用。公权私用。公信力私用的行径。新疆生产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80.124.134 发表于  2014-08-13 23:13:15 57字 ( 0/194)

圈里的人,不同于一般!如果他倒了,就能带岀一片来,岂能不保,不求惰!这种干部队伍中怪圈,到了非整治不行的时候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2.128.158 发表于  2014-08-13 21:47:33 60字 ( 0/215)

过去是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被说情肯定有利益关系。法律有何用?执法者如果是一个利益链的,肯定顶用。形成关系案。这就是腐败。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提提建议 发表于  2014-08-13 18:08:56 18字 ( 0/158)

不是一个辖区的,不管用,嘿嘿。。。。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220.180.30 发表于  2014-08-13 17:53:03 50字 ( 0/171)

谁起草的?谁盖的公章?谁干的开除谁,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拍马屁的也好,那啥的也好,估计要掂量掂量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4621 发表于  2014-08-13 17:12:06 56字 ( 0/153)

圈里的人,不同于一般!如果他倒了,就能带岀一片来,岂能不保,不求惰!这种干部队伍中怪圈,到了非整治不行的时候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82.38.28 发表于  2014-08-13 16:59:09 13字 ( 0/150)

公函求情,封建特权的表演!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ppjllg 发表于  2014-08-13 15:50:43 63字 ( 0/184)

“公函求情”。如此荒唐的事情也做得出,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厚颜无耻都做到这份上,还真当法律是摆设了。感觉这群废物真是无可救药。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在水一舟227572 发表于  2014-08-13 15:51:29 14字 ( 0/210)

这样的领导必须给以严肃处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勾践胆 发表于  2014-08-13 15:41:17 15字 ( 0/213)

公布一下这封“公函”的内容吧!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信律者 发表于  2014-08-16 09:51:29 18字 ( 0/196)

可能没胆吧!!!因为是哥们之间的事。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127.0.0 发表于  2014-08-13 15:24:59 20字 ( 0/164)

求情的“组织和官员”以后会权为民所用吗?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清秀的水 发表于  2014-08-13 15:24:50 28字 ( 0/154)

出钱放人,减刑,等,是造成司法腐败的一个方式。。。。。。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清秀的水 发表于  2014-08-13 15:21:30 119字 ( 0/172)

就这样,严重扰乱了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破坏了尊严,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国家的面貌。本地多起说情案,不就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么?!~~~~~~~~~~~~~~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58.61.248 发表于  2014-08-13 13:00:59 6字 ( 0/161)

内情?法盲!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优异”的误读甚至是亵渎。至于取得被害者谅解,背后有没有权钱利诱姑且不说,即便是被害者家属谅解了,恐怕百姓也不会谅解。

  当然,作为一个公权单位领导,斗胆公函求情的后果及影响不会不知。只能说,任何荒唐现象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荒唐的利益牵制,以及荒唐的人情关系网。面对这样的荒唐公函求情,不仅应像大理市人民法院那样,将之作为“另类干涉”不予理会,坚持公正判决,还应该请求该单位上级监管部门查处这位领导亲自公函求情的真实动机,让这种荒唐之举不再上演,深度推进依法治国。

  @谁给你的桥:处理结果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以组织名义出函求情。这是什么节奏?公权私用啊。

  @阿本的地盘:奇葩。

  @三加一旋疯_Histo:敢爆出领导真名么?这种人还留在队伍里?

  @宅男-电工-老唐:撞死人逃逸还找人顶包才判2年,还缓刑3年?有没有猫腻啊?

  @ZLq君忆:确定求情未理会吗?

  @-漂亮男孩梅威瑟-:是驾驶员的都知道此罪判得太轻。

  @专家范:单位求情,干涉司法,是不是该追究责任呢?

  @金牛座的老男人:这个领导干涉司法独立,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


“公函求情”何以一再上演?


  

  “公函”是官方文件,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用公函为涉嫌犯罪人“求情”,表面上是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而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公权私用。其背后是某些干部利用手中掌握权力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这种编织“关系网”,撑起“保护伞”的现象,使得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破坏了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有悖于依法行政要求,更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由于“公函求情”很少被问责追责,致使“公函求情”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肆意践踏法律。比如,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当地法院出公函求情;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法院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湖南株洲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双双受贿被捕,该局竟然以“我们是他们的同事”,“尹春燕工作能力是佼佼者”的名义出具公函,向法院求情轻判。

  刹住“公函求情”歪风,关键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方面,用制度抵制干扰。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明确规定应当报告的求情情形和约束办案人员机制,给予办案人员“挡箭牌”,遇到求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说“不”,让求情者无处可求,求了也是白求。另一方面,管住滥用权力者,对求情者严肃处理,让他们付出应有代价。如此,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股歪风,让权力规规矩矩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朱四倍:简单的法治意识淡漠并不能概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很可能成为滋生“公函求情”泛滥的土壤。就本则新闻来说,所谓的“以组织之名求情”,实际上是权力者肆意干涉司法活动的借口,殊不知,司法权威的萎缩,更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导因素,其就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但当权力者使之异化为“特殊利益”的维护者时,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丧失对法治的信心,也在根本上破坏和抽空了社会稳定的深层机制。

  公函求情的多次出现,也折射着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以组织之名求情”的怪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中的司法行为往往套有权力的枷锁,这给权力者干扰司法意志提供了空隙。在依赖性和被控制的事实面前,权力者只要有需要,就可能对司法进行干扰,于是乎,公函求情横空出世,而权力者不以为然。

  司法不能成为权力的奴仆,要认识到,公函求情是一种双输,伤害了司法尊严,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有损司法和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加强程序法制建设,确立权力运作的法治规则,细化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健全监督体系,提升各方维护司法尊严的信心,才能找到消除公函求情的制度路径。

  “公函求情”更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扭曲,严重的话,会埋下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因此,应给权力者设定一条高压线,让其不能、不愿、不敢干扰司法,使之无法产生“公函求情”的念头。“公函求情”本质是非法的,反法治的。一句话,公函求情是权力边界的失守,更是把司法当成了权力的随从。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才能避免“公函求情”怪象的再现。


“公函求情”的背后是权利监督的空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单位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交通肇事逃逸已属于违法犯罪,应由审判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此时,作为单位出公函向法院求情免予处罚,又算什么呢?是想干扰司法,还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

  网友隔山:该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驾驶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致人死亡,这本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且死者系在严禁行人进入的高速路内行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郑某某却找人顶包,而自己逃逸,该案件的性质迅速发生逆转,由交通事故上升为交通肇事犯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检察院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郑某某所在的机关单位到底是对宪法、法律规定不了解呢?还是对宪法、法律规定熟视无睹?向法院递交求情公函不说,竟然还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确实有些奇葩,其做法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与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刺痛了公众眼球,有损单位形象。

  近年来,类似影响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确实存在,不仅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还酿成冤假错案。由于审判权、检察权无法独立行使,司法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各种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难以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人民权利,损害法治权威的事件时有发生。所幸的是在该案中,大理市人民法院未理会郑某某所在机关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公正行驶了审判权。

  由该事件看出,建设真正的法制社会不仅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还应不断培育良好的社会法制氛围,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同时还应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进而增强司法的真正独立、民主、透明和有效监督。

  网友河马吃菠萝:实际上,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在官场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公函说情的土壤和气候,公函私用现象并不鲜见,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眉山市就已曝出两起公函为私人求情的事件。去年网络就曾曝出“眉山市委宣传部发函于东坡区教育局,请区教育局局妥善安排该部某干部子女到东坡中学就读”,引起网络轩然大波。

  但蹊跷的是,去年发函要求照顾干部子女的相关责任人和此次发函请求免于对犯罪员工刑事处罚的领导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而前车的不能成为后人之鉴,最终导致了公函私用的再见报端。

  另外,回到此次公函为肇事员工求情事件本身,在眉山市去年就因公函私用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大背景下,市气象局领导“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舟车劳顿前往大理公函求情是不是真的只因“惜才如金”,存不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值得怀疑。

  据此,有必要对这种公权私用、干预司法、使政府公信力颜面扫地的行径给予更彻底和不留情面的揭露、曝光和追查,还公权应有的尊严。

  网友静夜:公函求情,这一耳熟能详带明显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舆论的诸多抨击和民众努力声讨中,努力出线成为又一网络流行词语。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郑某某身为党员不能以身作则,去及时救助被撞的群众,反而肇事逃逸让弟弟顶缸,虽然逾越做公务员的底线,但毕竟还属于个人行为。让人费解的是,对于已造成交通事故的郑某某,其所在单位尽然用公函请法院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以公权干涉办案,是何等的荒诞离谱,同时也折射出对这方面监督的乏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

  公函求情的行为大家都数见不鲜,为何却屡禁不止,一波更甚一波呢?从轻说是,“公函求情”行为是某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往重了说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和制度遏制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和施压,才能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遏制“公函求情”这种类似怪象。


“公函求情”被拒,求情人不能安然无恙

  谁都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是触犯了刑律的事情,被判刑是当事者必须受到的惩罚。法院根据案情依法判决,理应不受干扰。没想到,居然有公权力部门拿着公函为犯罪嫌疑人求情,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新闻甫一出来,“公函求情”立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追问,在法治越来越昌明的今天,为何还会有“公函求情”这等怪事出现?这不是对公平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藐视吗?

  让人欣慰的是,当地法院并未理会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对审判的“另类干涉”,而是审理查明事实后作出宣判,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事情显然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公函求情”宛如雾霾,时不时向司法的上空飘来,让人们感觉憋气。梳理媒体此前报道,类似的事情就有多起,比如2010年10月,山西太原市一违法强拆致村民死亡案中,就有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慎重量刑”的影子在晃荡;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诸多“公函求情”的事例,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不但有县一级的,还有市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网友温江桦:郑某某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求情领导怎么样了?新闻中并未提及。依照常理推断,该领导吃了“闭门羹”后,很有可能返回眉山。“求情公函”大白于天下,求情领导是否会因为干预司法被“绳之以法”?依照以往经验,“求情公函”被曝光后,求情者往往会安然无恙,尽管舆论一再呼吁要究责求情者。因为公函求情虽然被法律禁止,但是如何处罚,却并没有详细规定。该如何拿捏好处罚求情官员的度,既然法律没说,当地当然懒得动。

  不过,“公函求情”还是给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了一个醒。即想让司法审判不受非法干预,那就要让审判机关有足够的底气拒绝“干预”。


“公函求情”必须问责到底

  公函,顾名思义,处理的是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用公函来替私人“求情”,既背离了公函的基本精神,又涉嫌干涉司法。事件中,郑某某所在单位领导来到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免于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试图将郑某某违法犯罪事实“大事化小”而止步于刑法追究,这如意算盘打得一来太过于高估“公权”的“威力”,二来太轻薄法律的尊严。

  好在,郑某某单位的“求情公函”并未奏效,大理市人民法院没有理会这份红头文件,审理查明事实后于近日宣判,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无疑,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又是对司法独立最好的诠释,当即给了“公函求情”无情的一巴掌。

  网友肖应林:仔细分析那些“公函求情”的事件,相关单位抛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郑某某,其所属单位的说辞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以组织名义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其他的还有“(如不慎重)会搞垮一个企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等诸多理由。问题是,触犯了法律被判刑,怎么量刑定罪,法院讲求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犯罪嫌疑人在原单位里工作表现如何,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县级也好、市级也好、省级也好,作为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更应成为尊重司法的标杆,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为何“公函求情”的事情会时而冒出头来,引起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哗然呢?

  在笔者看来,“公函求情”屡现,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习惯性的傲慢与自大;二是某些组织和犯罪嫌疑人本身可能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利益纠葛,担心不把人尽快“捞”出来,会惹出更大麻烦;其三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此前的“公函求情”恶例,各地事后没有追责到底,甚至没有真正展开追责行动。因为求情公函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找组织还是找个人,变得复杂和棘手。所以,打破这一局面,就是要有深追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哪个组织出具求情公函,其主要负责人不能毫发无损,必须让公众看到来自党纪政纪的处分,甚或法律上的追究。如此,才能让人们始终保持敬畏法纪之心,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

  网友尔东平:案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过昭然了依法行政的正常性。而单位使用公权,以组织名义为犯罪者“求情”则有太多不正常。自己单位出了这样的贪污腐败份子,其单位本应该认真反思,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才是单位领导应该做的工作。然而,该单位领导却对犯罪者面临牢狱之灾“操心不已”,不惜动用公权发文求情,这背后有着什么秘密?是单纯爱护干部,亦或是当事人给了领导什么好处?从郑某某与家属串供并找其弟顶包不难推测,其在想尽办法脱身,而顶包被识破后,此路不通就打算走“公器私用”这条路?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由此,“公函求情”明显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干预司法审判,是公权力的越位和滥用,是对法治的漠视和对司法独立的挑衅。那么郑某某的单位领导滥用“公权”干扰司法审判已然触犯法律法规。

  天子犯法况且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然而,不想平等的人还不少,以为掌握“公权”,就可以寻求“组织”庇护。近年来“公函求情”见诸报端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没有被媒体披露的暗箱操作的“公函求情”又有多少,不得而知。这不得不引发公众对行政干预司法的担忧,公权为何干预司法,公器又如何能为私利滥用,如此现象何以接连不止?“公函求情”一方面折射出少数行政机关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另一方面暴露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抱存着“权权相卫”的幻想。而没有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和相应惩处则是“公函求情”野火烧不尽的又一根源。

  所以,尽管对郑某某依法审判意味着此次“公函求情”未遂,不过不代表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就没有下文,决不能“雁过无痕”般放任置之。所以,必须查清楚“公函求情”背后的真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到底并惩罚才是对司法独立和维护法律公正最好的交代。

                 (据广州日报、新消息报、东北新闻网、长江网、荆楚网、长沙晚报报道整理) 

百姓一言kkk 发表于  2014-08-13 11:41:00 12字 ( 0/148)

制止特权使用,依法治理。

  【编者按】

  据《春城晚报》报道,四川眉山市某机关公务人员郑某某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遭交警识破后,他被检方公诉。而其所在单位领导之后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公函,为郑某某求情,但涉事法院对此并未理会。此事日前引发网友热议。

  “公函求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舆论的诸多抨击和劝诫,都没有阻止这种怪象的一再出现,原因何在?除了长期以来的司法权威不彰外,更与权力者缺少法治意识,甚至把司法当成自己的“婢女”有关。公函出面“求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不法分子的公开庇护,不但会自闹乌龙,让公权力与法律相互“打架”,更会伤害社会的底线公平。


荒唐可笑的“公函求情”

  作为一个公务员,出了交通事故并撞死了人,就应该勇于担当,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法律责任。找弟弟顶包,这不仅暴露出逃避责任、不惜牺牲亲情等人性丑陋,也让公务员形象受损,更违背了组织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然而,作为肇事者所在的单位,不仅未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儆效尤,而且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时以其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为由,以组织的名义递交免予刑事处罚涵,请该院对肇事者免予刑事处罚,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无疑,相关领导安排下的求情,不仅是对法律的干扰,更是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