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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论坛 发表于  2014-07-25 09:08:05 6055字 ( 12/2035)

荆永鸣聊《北京时间》:外地人眼里的北京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一片绿叶1 发表于  2014-07-28 15:52:54 4字 ( 0/17)

[微笑]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卧龙再生 发表于  2014-07-26 08:00:41 12字 ( 0/10)

听说北京很缺水?[猜想]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60.8.117 发表于  2014-07-25 20:23:39 54字 ( 0/9)

房子贵,吃饭贵,上学贵,物夜贵,看病贵。。。。。。什么都贵,想买个18平米的豪宅都难,对不起不羡慕,没兴趣。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lianft 发表于  2014-07-25 13:08:57 67字 ( 0/26)

北京的气候变了,人变了,景致变了,吃喝变了,风俗变了,语言变了,唯一没变的是地理位置---还是那块地方。(一个外地的北京人眼里的故乡)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经商不忘爱国 发表于  2014-07-25 10:59:25 41字 ( 0/18)

我一直以来都赞赏北京人,他们待人热心,办事爽当,很有素质;不负是首都下生活的臣民!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福禄双全 发表于  2014-07-25 09:48:49 12字 ( 0/16)

我的回复呢??????》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福禄双全 发表于  2014-07-25 09:41:11 46字 ( 0/26)

北京胡同,上海弄堂,都是历史悠久,有文化底蕴的,可惜整天就知道拆拆拆,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拆没了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一窥究竟 发表于  2014-07-25 09:36:09 5字 ( 0/7)

在哪儿能看


        《北京时间》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小说,是以外地人的视角看北京、写北京,写出了一个真切的、平民化的北京人和北京的故事。小说的第一节这样写道:“北京的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北京时间》的作者荆永鸣。


访谈详情>>

嘉宾简介

荆永鸣:作家,代表作《外地人》、《北京时间》等。



换一种活法 来北京寻梦

强国论坛:

当初您在矿务局大小好象也是干部,为什么突然下定决心来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城?

荆永鸣:

这个话题说来很长,我是1998年夏天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在内蒙古一座煤矿里大概工作了有二十几年,在此之前,我当过教师,也做过宣传干部,当过工会干部。我离岗之前在一个我们集团公司办公室里做了三年的秘书科长。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大江南北都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换一种活法”。这个说法对我当时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在企业当时干了二十几年工作,我觉得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你如果在这个企业继续做下去,按照朋友的说法说,你很有前途,你现在是科长,然后你接着是副处,然后是正处了。当时我想也未必,官场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另外,即便我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可能我人生的阅历恐怕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决定必须得走,就选择了一个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城市,也是祖国的首都,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本身在此之前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背来了一台电脑准备写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吃饭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只能是放弃写作,和妻子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了一个很小的餐馆,当时大概是开了两年左右,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我慢慢地又想到了文学。


生活环境的反差会增强对生活的敏感度

强国论坛:

您创作生涯从过去在矿区的一个创作形态转变成了换了一个时间空间,写作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您原来来北京之前就设计好了、计划好了呢,还是您到了北京,在实现追逐你的北京梦过程当中,觉得可以有新的写作方向?

荆永鸣:

不是计划好了的。首先,我到了北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灌满了一肚子的酸甜苦辣。文学对我是最大的慰藉,文学从不排斥痛苦,而且你一旦用文学的目光看生活,你会发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的悲观离合和喜怒哀乐,都无不深有感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从各地到城市发展的外地人。 

我觉得这些群体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首先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有非常大的触动,还有一种情感上的积淀。具体到其他周围的外地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群体进入城市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仍然顽强地奋斗着,而且谋取了自己的生存地位。 

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了外地人系列,先后写出了《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当中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底层的人物。

我在煤矿的时候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到了北京以后,我感觉到生活环境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背井离乡,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助长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它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一种敏感度。


北京文化的根与魂在北京胡同里

强国论坛:

结合您的生活经历,您觉得您的这部《北京时间》跟其他人写的北京人的故事或者北京的故事,有哪些不同或者您觉得最富有您个人特色的东西? 

荆永鸣:

《北京时间》视角有所转变,我用一个外地人看待北京城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在许多人眼里,确实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处处炫耀着大城市的一种繁华与热闹。可是你真正的如果潜入到北京胡同,你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以及北京市民的市井生活和传统的风土人情,其实都保存在北京的胡同里。

我觉得北京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和场所。我到了北京以后,是一直居住在北京胡同,对北京人的底层生活、胡同里的生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写北京胡同的变迁,写北京胡同市民的生活常态,来反映这个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 


笔下人物的逝去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强国论坛:

书中的甲32院是您把触角伸向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据点,是北京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的场景,在这个场景的人物都非常不一样,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荆永鸣:

实际上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我都喜欢他,不然我就不会写到他,就连作品的主人翁“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赵公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其他人物,比如老杨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就是在胡同里,像老杨头这样的老头很多,很多人看完我的小说以后,说我这个胡同就有这么一个老头,我觉得这个人物抓得还是比较准的。他爱唱戏,最后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唱着《四郎探母》头一歪,去了,代表着一种胡同里的传统北京文化的消失。北京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化进程,随着外来人的增多,多元文化冲击下,它的本土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在慢慢的消失。这个人物,我对他倾注了很多情感上的一些东西,他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有外地人很难接受的一面,比如你问他什么事,他故意不说,但是你不问他,他反而会主动地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尽管有这样一些你认为他一个不应该这样处事方式的地方,但他对老北京的一些人文掌故、天文地理,懂得非常多。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将近一千多字来渲染他弥留之际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对这个人,同时也是对北京本土文化消失,倾注了我个人的一种留恋。 

我的小说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老杨头,一个是李黎。李黎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因为喜欢北京胡同,她不参加工作,就留下来画北京胡同。北京胡同又是在不断地拆迁,所以她跟推土机赛跑。我到这个胡同画完之后你拆掉了,我留下了。但是这个女孩后来最可惜的是,她得了病,没有画完北京胡同她就死去了。同时对这个女孩是一种遗憾。就这个城市而言,这个女孩的死去也是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一种悲伤,也是预示着一种北京的传统文化、古老建筑一天比一天少。 


定点生活 感受胡同里的老北京气息

强国论坛:

您写北京的掌故的时候,包括北京的这些民间风俗的时候,打陀螺也好,制鸽哨也好,包括养鸽子、养玩物也好,分别把它安置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讲这些北京风俗掌故的时候,不是很刻意的,就像长在一个北京人身上。这种自然而然的细节是怎么来的?

荆永鸣:

2012年我准备写这个长篇之前,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当时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点就申报在北京胡同,作家协会还批了。批了之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常到北京老胡同里转。比如王府井胡同、和平门胡同、前门胡同,转了很多胡同。有的时候一去,进入胡同之后,过去住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当时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这个城市后,我感觉最深的是自己的酸甜苦辣,可是我对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就没有过多地去关注。现在我翻过头来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有缺陷,我甚至找不着一种感觉。通过定点生活,和那些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胡同里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比如我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养了好多鸟挂在胡同里,我说老爷子您养的是什么鸟?看了半天,这鸟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御鸟,过去宫里养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我发现老爷子的神态,突然找到一种感觉,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过去宫里养的东西,我现在养了,一方面表现时代的变迁,一方面表现我现在这种优越感。

还有前门的胡同,拆了一半的一条胡同,我去转,我发现拆了一半的院子,门口拴了一个老式的三轮车,这个车上用红色的坐垫把这个车包装一新,锁在那里面,另外就是拆过的院子,门口锁着这么一个小车,而且非常鲜艳,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就盯着这个三轮车,想到了很多问题。有时候深入生活并不是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完整的事件,有时候你就是找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你写故事就找到了一种切口。


北京市民坚守的平民精神令人感动

强国论坛:

您写的《北京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北京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在您笔下的这些人物里面,他们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反而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写?

荆永鸣:

我觉得北京胡同里的北京市民,虽然每个人的经济不同,对生活的理解、状态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都非常真实、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们那种对平民精神的坚守确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不管外部世界,哪怕胡同外面是王府井大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胡同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风俗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有淡定的一面。当然,一个城市的变化和变迁,不可能不给这些人带来影响。比如小说里写到的,后来有些人干脆搬出北京城,搬到六环以内。 



        北京是真切的、日常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作者并没有赋予它某种伤感的情调,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富有惯性的生活逻辑。北京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都市,融入了太多我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元素。同时,北京又是简单的,在我们的认知空间里,它依然以简单的生活逻辑运行着,日复一日。北京又是忧伤的,在这个古老的都城,似乎到处布满了已经失去的、被删除的、无法复制的记忆。然而北京又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荆永鸣老师说的,都努力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平淡而又温暖。就像一粒粒种子,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茂盛地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而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


(责任编辑: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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